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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光炯:富有的穷教授
发布时间:2024-03-27  |   来源:本站原创  |   浏览次数:

侯光炯田间归来。

侯光炯日记节选。(西南大学档案馆供图)

《田间归来》(上图)是西南大学档案馆收藏的一张珍贵照片。

或许你会觉得,这不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平凡场景:普通的竹椅、茶几、木桶,一双沾满泥浆的筒靴、一双普通的布鞋、一顶草帽,一个田间归来的老农正在洗脚……但如果你知道他是谁,再看他戴着眼镜凝视草苗的神情,你就知道,这张照片记录了怎样的珍贵瞬间,展示着怎样的精神品质。

他就是我国土壤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侯光炯教授(1905—1996),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,历任原西南农业大学(西南大学前身之一)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名誉校长。他毕生致力于创建和发展土壤学理论,开创了自然免耕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先河。他一生和土壤打交道,是诗人笔下的“大地之子”。

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,侯光炯就长期蹲点农村搞科研和技术推广,特别是在四川长宁县一蹲就是17年,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在蹲点岁月,他的时间表上没有周末和节假日,常常工作到凌晨3点半。“干工作就要有这种3点半精神。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。他认为,自己的时间本钱不多了,想利用有限的时间为土壤科学多作点贡献,“为人民多还一点债”。

这张《田间归来》记录的就是侯老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边洗脚边工作的情景,是一位“富有的穷教授”最生动的写照。

作为院士、一级教授,侯光炯的工资津贴自然不少,外加稿费等其他收入,他应该是富有的。可他反而总是缺钱,甚至显得有些穷。

富有的教授是怎么变“穷”的?侯光炯对自己近乎苛刻,对他人却乐善好施,有求必应。妇女节、儿童节他要捐钱,建新学校他也要捐钱。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,他总是慷慨解囊,倾其所有。听说有人用假激素骗农民的钱,他肺都快气炸了,马上派人去查访,随后自己掏钱代人赔罪,挨家挨户登门退款。他长期按月资助免耕所4位工资低的临时雇用人员。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因没钱给孩子动手术而求助于他,侯光炯立即在衣服口袋里找钱,翻了上衣兜又翻裤兜,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,还连声抱歉:“太少了,太少了……”

长宁县至今流传着侯光炯“赔钱”的故事。为推广半旱式免耕法,他向采用该法的农民承诺:“如果减产了,我来赔偿。”可减产的事也确实发生过。他对助手说:“该赔多少赔多少,绝不能让农民兄弟吃亏!”寒冬腊月,他和助手挨家挨户去赔钱。后来才了解到,减产不是耕作技术,而是个别农户把供应的化肥拿去卖了造成的。助手们很生气,要去追回赔偿,侯光炯劝阻了。他不仅“减产包赔”,农民遭了天灾人祸他也“赔”,还自己掏钱办培训班、买竹种。

1989年,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,增加了两级工资,他每月留下369元,余下的371元全部用来设立土壤学青年科学奖励基金和交纳党费。他还将3万元稿酬全部捐赠给学校作为科研教育经费。1992年,四川省委、省政府授予他“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”称号,并重奖10万元。在颁奖大会上,侯光炯当场宣布:“这10万元我一分钱也不要,将它全部用作农业科普博物馆的建设和办免耕技术培训班,让这笔钱再为国家作贡献。”

几十年来,受过他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,谁也说不清。他去世后,没有将存款留给子女,而是清楚地标明了所有钱的用途——设立土壤学青年奖励基金。

1956年2月28日,侯光炯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党员。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:“今天是我的新生命开始的纪念日,从今天起,我把我的智慧、力量和生命都交给党……”

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“文革”期间,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,侯光炯想的是:作为普通党员,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为党分忧,他请求将自己每月工资的一半用来交纳党费。面对别人的不解,他说:“这辈子生是共产党的人,死是共产党的鬼,天塌地陷也不能动摇这个人生选择!”

1966—1976年,他共交纳党费1700多元。他自己却住着茅屋、庙宇、破烂的乡公所,吃着最简单的粗茶淡饭,抽着8分钱一包的“劲松”烟,衣食住行与农民没啥区别。

他曾写下连诗人们也认为是最美诗篇的一段话:“土壤生万物。它忠于职守,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他许多财富……这种没有喧闹、不求索取,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,时时启发我:应该怎样对待工作,对待生命。”

是的,侯光炯就像土壤一样,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,献给了祖国,献给了人民。